“不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金融机构，抑或是输出服务的技术企业，未来都将是‘和’的状态。”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的这个预测背后，是科技已成为金融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

　　这也是发生在各个领域中的大趋势。“科技为各行各业描绘出了无限可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说。

　　拥抱科技，是各行各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这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因，也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外因。

　　在业内人士看来，推动科技更好赋能产业，需要构建一个宽严相济、自我强化的生态系统。当下的实践中，仍有不少制约因素。

　　即使是科技落地较快、渗透较广的金融科技，“也急需供给侧改革”，平安金融壹账通总经理兼首席创新官邱寒说。目前创新土壤还不够丰厚，在资金支持、人才供给以及配套制度上尚存在不足。

　　金融业有着天然风险行业的特殊性，科技创新对监管创新也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在金融业强监管的背景下，金融与科技的边界日渐模糊导致了一系列对监管的挑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助理、中国互联网金融标准研究院院长朱勇说，未来要形成健康的监管生态，不能生搬硬套国际经验，而应因地制宜、宽严相济。

　　1

　　完善生态

　　在拥抱科技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障碍。

　　这在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的关系上即可见一斑，它们各自都在寻找合适站位。“让金融的坚守金融，让技术的回归技术。”唐宁说。这一趋势也在逐渐明朗。在金融业强监管之下，互联网巨头已经开始主动求变。比如百度金融更名为度小满，京东金融更名为京东数科。

　　百度云副总经理张志琦对笔者表示，百度几乎将所有业务都上云，将智能云的概念提升到企业战略层面，尤其重视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除满足自身技术框架的搭建外，也尝试向银行、证券和一些新金融公司输出技术。

　　另外还有一批技术公司正逐步淡出金融版块。巨头们可以华丽转身，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却还在寻找需求。

　　邱寒认为，这一方面与我国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有关，很多中小银行的业务与技术脱节，向“大零售”转型的过程中对自身业务理解不透，使得技术方面“无从下手”。另一方面，市场上多数技术企业都采取流量输出的业务模式，这使得合作银行很难从本质上搭建起自身的科技力量。

　　但更大的障碍，来自相关制度的滞后。交通银行信息技术管理部副总经理刘峰举例称，我国大数据技术已发展超过10年，但有关数据和信息安全的相关规定仍不完善。即便是2017年开始实施《网络安全法》，在数据标准、数据流转、数据共享等方面的制度规范也还有待完善。由此造成的障碍包括：银行对如何合法合规获取高质量的税务、工商、涉诉、物流等外部生态数据存在困惑，而以提供这些数据及其相关产品为主业的大数据企业、征信企业，则更是受困于“刀尖上的舞蹈”。

　　制约金融科技企业发展的，最直接的因素是金融科技人才紧缺、技术研发成本较高。“为了用好新技术，我们只能鼓励工程师们学习金融知识。”唐宁说。宜信的大数据工程师和私募投资团队都努力成为对方领域的“二级专家”，因为同时拥有金融与科技能力的人才少之又少。

　　唐宁的另一个办法，是邀请全球顶级的科学家成为其母基金的投资顾问。10月26日，唐宁专门为此与《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的全球“35位35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MIT TR35)获奖者进行了一场深度交流。

　　2

　　创新融资方式

　　新旧动能转换之际，与之配套的融资体系也要转换思维、转换方式。科技研发的投入巨大，资金是决定其生死的关键。不仅是启动资金，科技创新企业的成长也需要有持续的、合理的资金来源。

　　但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抵质押贷款模式并不适用于科技创新的新业态。因为科技创新企业大多轻资产、低抵押乃至无抵押，仅拥有知识产权、科研成果、专业口碑等无形资产，且投资回报期偏长，风险相对较高，即便能有幸获得银行贷款，往往也只能短贷长用，严重期限错配。

　　“它们不能依靠传统金融机构和模式，应快速发展风险投资、成长性投资和IPO上市等直接融资市场。”唐宁说。也因此，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投资者，在平衡自身发展的前提下，尝试对新经济、新业态进行扶持。

　　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母基金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只母基金以“平衡新经济、新业态的高风险”为出发点，所以具体投资上不仅投基金，也间接投资单个企业，这是为了“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10月底，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母基金已经投资了超过200支基金，撬动的投资基金规模综合超过2000亿元，管理资产规模超256亿元。与其合作的VC括了真格基金、IDG资本、弘晖资本、华创资本等众多一线机构。

　　通过投资，宜信支持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其中包括TMT领域的滴滴出行、优客工场、分众传媒、逻辑思维、喜马拉雅、36氪、链家网等;医疗健康领域的合全药业、乐心医疗等;消费领域则有饿了么、原麦山丘、每日优鲜等;还包括金融科技领域的原京东金融、老虎证券、量化派等;在智能制造领域也布局了动力未来、蔚来汽车、云洲智能等。

　　在有宜信间接投资的公司中，已经有111家上市或新三板挂牌，且仅今年1-10月就有12家企业上市。

　　诸多创业人士认为，母基金应在新经济、新业态的培育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监管层也已经认可了其价值，认定包括母基金在内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动能转换和产能升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经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和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力量。

　　3

　　各方合力

　　有了先行示范，更多的资金加入类似新路径的尝试，来支持科技创新。

　　包括全国社保基金、中投公司、国投集团、国开金融等“国字头”机构以及一批保险机构、财富管理机构，均相继成立了专注于科技创新的子机构、子部门，甚至将该领域业务上升至企业战略的高度。

　　自去杠杆、楼市调控和股市波动以来，大批资本迫于缺乏科学合理的去处，尤其是过去以信托等方式投资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那部分资本，正急于改变固有的投资逻辑，寻找经济新增长点。

　　唐宁认为，不论国资、民资还是外资，都应谋求合作共赢，“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新加坡政府旗下的投资公司淡马锡就已经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截止到3月31日的财年中，淡马锡的投资组合净值达到了3000亿新元，同比增长9%。科技创新是其重要的投资方向，如虚拟现实、教育科技、网约车和金融科技。淡马锡在中国的投资，包括了腾讯、滴滴出行、美团点评等创新公司。

　　早在上世纪末，淡马锡就选择与多家VC、PE、母基金合作，将一些细分投资业务交由更专业的管理机构。即使在主权基金更多介入风险投资的今天，淡马锡依然在资本和交易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也曾告诉笔者，中投公司的一部分业务尤其相对细分领域的投资，与高盛集团搭建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让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唐宁进一步表示，鉴于当前经济形势，民营投资者自身也可能面临一些资金难题，因而要实现为科技创新企业持续输血，应建立不同类别、不同领域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深度合作。

　　4

　　监管跟上

　　拥抱科技，也让金融如何监管成了全球性难题。

　　刘峰解释说，科技使得金融市场的门槛相对变低了，一些金融科技企业由此来创新金融产品，快速连接资金供应方和资金消费者，其间的信息传递、资金转移变得更加隐蔽，产品和产品之间经常是跨行业、跨地区的叠加，加剧了监管难度。

　　同时科技也促使非法金融活动呈现出两种趋势。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综合司司长孙天琦指出，一是从境外到境内，例如境外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在我国境内开展我国监管部门禁止的外汇保证金交易;二是从境内到境外，比如境内机构通过互联网平台在境外开展“现金贷”等，都对各国监管提出了空前挑战。

　　“监管应快步跟上。”唐宁说。仍以金融科技为例，监管层应严格区分金融企业与科技企业，以技术应用最终的落地点来穿透式分析，一方面切实区分企业的金融或科技身份，同时区分良莠;另一方面着眼于技术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区分出黑白。

　　“前提是每家机构都要了解并守住自己的业务边界。”唐宁说，披着科技外衣从事金融的企业、披着金融外衣却不敬畏风险的科技企业并不少。

　　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韶华表示，金融科技应从对网贷行业的既往监管中汲取经验教训，不能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其监管核心，是行为监管和消费者保护，要确定主监管责任归属，由相关部门协同进行监管。

　　“长效监管，就意味着不能‘运动式扫雷’。”陈道富认为，首先要抓入口，即准入监管，尤其应将营销服务接口作为管理重点。同时，相关部门、从业者应以合适的、可理解、可操作的方式把社会规范、经济金融规范转化为行业的技术标准或行业标准，使之成为行业的底层规则。